冗长是新闻报道最常见的毛病之一。究其原因，固然有思想观念上的，很多人误以为稿件写得长编辑方有选择修改的余地。材料披露得越详细，就越能表明自己采访的深入和报道的分量，于是生怕读者不知道，把自己知道的一股脑儿都端上。同时也有新闻写作业务不精的缘故，即不懂得概括的技巧。当记者面对眼前一堆庞杂的材料时，怎样才能写出一篇精炼紧凑的报道呢？其中必然会涉及到概括技巧的运用和以下几对关系的辩证处理：
处理好加法与减法的辩证关系。
在前期的新闻采访阶段，记者对材料的采集固然应当学习韩信的用兵之道：多多益善。此谓做加法。但是进入写作阶段后，对材料的处理则应当学习孙子的用兵之道：以少胜多。通过挤干稿件中的“水分”，浓缩精华，此谓做减法。契诃夫说，简洁是才华的姐妹，“写作的技巧其实就是删掉写得不好的地方的技巧”。
（1）一篇新闻一个主题。新闻主题就是一篇报道的主旨，袁枚将它比作“穿钱的绳子”，主题必须单一是报道的一个原则。主题太多，不仅分散了中心问题、冲淡了主要意思，而且使文章臃肿。如：复旦大学曾在同一地点先后举行了两个简短的博士证书颁发仪式：一个是给某日本学者颁发名誉博士证书，一个是给本校首届文科博士生颁发博士证书。表面上看来两件事情差不多，其实意义大不相同———给日本学者颁发名誉博士证书是为了表彰此人为中日友好和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而给本校文科博士生发博士证书，则表明我国第一次有了自己培养的文科博士。有的报纸把这两件不同意义的事混在一起，形成两个主题并列的阵式，结果导致稿件冗长而且主题含混，新闻标题也只好笼而统之地说“复旦大学举行博士证书颁发仪式”。只有《人民日报》把它分开为两篇报道来做，这样两个新闻事件的意义都被揭示出来了，引人注目且印象深刻。
（2）凸现价值，精当选材。当报道对象内容庞杂时，在确定了报道中心思想后还应去芜取精、消除赘余。通过结合当前形势和编辑部报道思想分析比较，看哪些材料具有最新鲜、最接近、最重要等新闻价值要素，在此前提下再精心选材，其余的则毫不可惜地舍弃。
比如某市政府在一次召开的人大常委会上对新修改的《教育法》实施情况做了一次全面的工作汇报，内容涉及很广：学校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教师住房问题、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教育投入不够、资金短缺等等。面对这样一大堆庞杂的会议材料，高明的记者大胆舍弃掉了其他一般化的材料（比如教育资金短缺的问题既有普遍性、又有历史原因；而学生负担过重也是个老话题了），于是报道决定只攻一点，即工作报告中提到的“教师负担（包括考试、进修、评比考核）过重”这个问题，这可是以前从未报道过的，最具有新鲜性，于是一篇题为《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呼吁应该减少教育战线名目繁多的检查》的报道诞生了。这样一来，报道抓住了要害价值点，既轻盈玲珑而又不失分量。
处理好主要和次要的辩证关系。
主要材料通常能够反映问题实质，也是读者最关心的，往往需要详写，而次要材料的价值相对弱些，因此在有限的报道篇幅中只需一笔带过。1979年初，有位记者到某单位采访，听取负责人介绍了当地工作中的三件新举措：一是干部参加劳动，二是大力进行纪律整顿，三是重用知识分子。当时全国正值为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时期，此前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中又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论述。结合这一大局形势，报道立马找到了思想依据，认为前两条材料虽然也有报道价值，但是些相对次要的东西，而读者最关心的主要是第三点。于是记者对前两个方面的内容只简单交代，集中笔力着重就第三条新举措写成了报道。
新华社记者郑伯亚采访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时，通过访问苏步青在复旦大学数学系的同事、学生、新招的15名研究生以及他本人，获得了十分丰富的材料，最后经过梳理，初步获得了四个方面的认识：第一，苏步青是一位有杰出成就的数学家；第二，他从事科学研究精神可嘉，几乎废寝忘食；第三，他热心教育事业，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把复旦大学数学系及其他的教学工作搞得很出色；第四，他关心下一代成长，不顾年事已高，积极培养研究生。那么报道中是不是要平均笔力、一一都谈到呢？很显然，这种胡子眉毛一把抓的写法不仅使得报道篇幅冗长，而且会淹没掉主要的核心材料，是对报道资源的一种浪费，肯定费力不讨好。这位记者通过再次
处理好局部材料和整体材料的辩证关系。
所谓局部，是新闻事实中某个富有个性特征的“点”，所谓整体，则是事实的概貌和面上的材料。如果有整体无局部，报道只在平面滑动，就会因缺乏特色和深度而流于程式化、肤浅乏味；如果有局部而无整体又会缺乏必要的宽度和纵深感，难以让读者把握事物的全貌。所以点面结合、局部和整体兼顾也是概括中的重要方法。
1991年10月16日，国防科工委举行授予钱学森同志“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的大会。江泽民、杨尚昆、刘华清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了大会，江泽民同志还在会上作了讲话，向钱学森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如果按照常规的做法，何时、何地召开了什么会，有哪些领导同志参加，在会上讲了些什么，强调了些什么，又指出了什么等等。这种围绕事件的程序性材料按部就班所做的采访报道，很易流于记流水账的套路。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振敏就此事所采写的报道《钱学森的三次激动》却一反常规、不落俗套。报道并没有局限于会议的整体进程，而着力掘取“含金量”高的局部亮点———80岁的钱学森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在200多位科技同行面前即兴谈了他的心情：“在今天这么一个隆重的场合，我的心情到底怎么样？我说老实话，我不很激动，那怎么回事？因为我这一辈子已经有了三次非常激动的时刻，有一次就在不久前……”。这样就把会议程序本身这一整体的“面”作为背景材料做了次笔淡化（导语交代“1991年10月16日，中央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而对“三次激动”予以浓墨重彩的渲染，既没有遗漏对会议整体进程的一般化概述。又很好地凸现了有个性特征的局部，使得报道更精炼、生动和可读。
处理好模糊语言和精确语言的辩证关系。
新闻信息的传播总要靠一定的语言来完成，而语言的一个重要特性便是模糊性。如快、慢、大、小、长、短、强、弱等概念都是模糊词。美国加州大学教授格.哥根认为：“描写的不确定性并不是坏事，相反，倒是件好事，它能用较少的代价，传达足够的信息，并能对复杂的事物做出高效率的判断和处理。”新闻语言也有模糊和精确之分，但模糊性和精确性的基本要求都是准确性。精确语言的好处是便于详细描述新闻细节，在十分确定的程度上生动再现新闻事实，但如果使用过多会导致文字的繁复冗长；而模糊语言所指界限不那么分明，往往简略笼统，但是它具有较强的概括力，便于用来交代新闻背景、概括新闻情节进程，所以二者各有千秋。模糊性和精确性又是相对而言的，若能交替使用，将有助于把新闻写得既笼统又具体，既短小又富有美学信息。如：《平垸行洪退田还湖带来历史性转折/洞庭湖长大五分之一》
本报讯洞庭湖变大了！经过三年规模空前的综合治理，洞庭湖面积扩大1/5。这个自明清以来不断萎缩的湖泊，终于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
湖南省有关部门的统计表明：1998年以来，全省已将220处阻洪堤垸实施平垸行洪、退田还湖，洞庭湖蓄洪能力增加27亿立方米，扩大蓄洪面积554平方公里。水利专家称，整治后的洞庭湖如果再遇到1998年那样的特大洪水，水位可平均降低0.1米。岳阳城陵矶的水文标尺上，凶猛的洪水再也爬不到那令人毛骨悚然的高度。
长大了的洞庭湖别有一番景象。隆冬时节，原来人丁兴旺的华容县集成垸、汉寿县青山湖垸已无人迹，成千上万的白鹭、野鸭、天鹅在栖息、飞翔，成片的杨树在风中摇曳，赶走了冬天的苍凉……
这里既有“27亿立方米、554平方公里、0.1米”等一组量化统计数字的展示，以及“成千上万的白鹭、野鸭、天鹅在栖息、飞翔，成片的杨树在风中摇曳，赶走了冬天的苍凉”这样形象化的具体描述，又有“规模空前”“不断萎缩”“历史性的转折”等这些带模糊语义的概括性词语。
总之，任何新闻事实的语言表达都要呈现具体的实质内容，不能一味抽象化、概念化、空洞化，因此语言不能过于模糊。运用模糊语言概括性地浓缩事实，也并不排斥精确语言对个别情状的细致反映和详尽描绘，但同时也要考虑到篇幅的限制，不能一味精确。在具体操作中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概括和描写的手法结合运用。
（党群部赵勇摘自《新闻传播学习网》）
